每天晚上,胡玫都会守着电视机完整地看完2集连播的《乔家大院》,她说,看电视的感觉和在剪辑机旁看完全不同,“隔了半年再看,特别有亲切感”。
自1998年执导44集《雍正王朝》之后,胡玫已无一遗漏地连续将
《忠诚》《香樟树》《汉武大帝》以及正在热播的《乔家大院》端上了央视一套黄金档的餐桌,如果按观众的人次和作品数量计算,胡玫无疑大大超过了张艺谋、陈凯歌,算得上国内最有影响力的高产影视剧导演了。
很多观众难以想象,像《雍正王朝》《汉武大帝》以及《忠诚》这样阳刚气十足的电视剧出自一位女导演之手;热爱历史和政治的人,则乐于从剧中去按照各自的史实和现实,发现了丰厚的话题;而做影视研究的专家们立刻从中发现,胡玫身为张艺谋、陈凯歌同学,不仅在镜头语言上的“唯漂亮主义”与两位同学不相上下,在“热衷帝王题材”和“阐释强力崇拜”方面,也如出一辙。
对于各种角度投射来的目光,胡玫的态度也显出了女性才有的现实和理性,她既不像同学陈凯歌那样激昂,也不似张艺谋这般淡然,她会对前来质询的记者细心解释,哪些是属于编剧和历史顾问的职责,哪些则是摄影和美术的范畴。她甚至将《汉武大帝》和《忠诚》的争议言论结集成书上市,顺便也附赠给身边的记者和朋友。
胡玫接受采访,犹如她的电视剧,细碎而绵长,却不见剧中的强悍。了解了她从20年前女性电影导演代表如何转变成了现在的风格,以及她赋予作品的理想和想象,就能明白这个电视剧的“一姐”是怎么产生的了。采访约在她的住所里,房间庞大而凌乱,她解释说因为新家正在装修,这套住宅现在是居住兼工作室的多功能厅。初次见面的胡玫温和而客气。她笑称,自己在家接受采访有心理障碍,生怕被先生听到,“不然他又要说我这话那话说得不对了”。
这就是一个男人的社会
中国新闻周刊:你之前没有想到《乔家大院》的收视率会这么好?
胡玫:开始没想到。刚拿到本子的时候我对晋商也没谱,想无非就是讲商人怎么发家致富嘛。等走访了乔家以后很震惊,当看到他们家把“学吃亏”“诚信”作为家训刻在门楣上,我觉得有点意思。慢慢把晋商文化这层面纱就揭开了,我对这些人的故事感到激动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高收视率的原因。
中国新闻周刊:电视剧里有多少是真实的?
胡玫:乔家的后人和专门研究乔家的祁县博物馆馆长都认为,起码百分之八九十是事实。除此之外,我把常家大院、王家大院等等其他大院的故事也融到这里面了。
中国新闻周刊:《乔家大院》里,乔致庸简直就是个活雷锋,之前你拍的人物像《忠诚》里的市委书记,汉武帝,甚至雍正都是很正面的“高大全”形象。是有意这么做吗?
胡玫:我没有一个定型的人物模式,非要做什么样一个人。但我是一个英雄主义者,我很崇拜英雄。非常可悲的是,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男人的社会,真正推动一个历史前进的还(多)是男人。
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,我就想,那我们应该让男人做成什么样子。
中国新闻周刊:所以作品里的男性人物形象,是按照你理想中的形象去塑造的?
胡玫:对。比如说,我喜欢和聪明的有智慧的男人接触,如果这个男人窝窝囊囊,我就不爱理他。他不能给我什么见教,一些刺激的话,我就觉得(和他接触)没什么意思。这也是生活习惯吧。
中国新闻周刊:相反在你的故事里,常常是女性都没有完美的,甚至是阴暗的。比如《乔家大院》里,你还是让乔致庸栽在了女人的手里。为什么?
胡玫:我说过这是一个男性的社会,尤其是在解放前。当时封建的礼法对她们摧残得越深,积怨也越大的。像在《乔家大院》里,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副主题,就是为女性的命运鸣不平,包括大嫂在内,三个主要女主角都是这样的命运。哪怕是陆玉涵,虽然她得到了心爱的男人,但是在片中,她的丈夫还会对她说,“对不起,我们的账是不能让别人过目的。”女人是不可以过目账目的。那时候的妇女是非常不幸的,不是我成心把她们塑造成这样。
中国新闻周刊:在片中,她们的人生命运全部都是围绕一个男人,幸运或不幸。这是剧情的需要还是你对那个时候女性地位的理解?
胡玫:我觉得这是起码的对那个时代(女性)的了解。除了像女土匪、双枪老太婆这样极其传奇经历的人外,如果哪个剧里面出现了在那个时代一个特别能干的女性,我都要打一个问号。我不相信,不大可能。那时候妇女基本都是缠小脚,连屋门都走不出去,怎么可能去搞那些事业?
这是对那个封建社会,对旧时代文化起码的了解。对女人而言,男人的命运就是她的命运,所谓嫁鸡随鸡,嫁狗随狗,这真是几千年来中国妇女的主流命运,除了慈禧太后、武则天以及个别像窦太后这样掌握大权的女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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