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考：向中国诗坛坚守者致敬！

　　诗人身份不属于社会身份的范畴，社会身份等同于职业身份，比如：工人、教师、医生是一个社会身份。社会不需要诗人这个身份——因为社会不提供诗人这个职业。因此社会不需要职业诗人，诗人都在生活里，没有人依靠一个职业，坐在一个诗人的位子上，就能持续地凭空产生灵感、写诗。

　　杨炼、翟永明、于坚、王小妮、欧阳江河、王家新、西川……中国当代最杰出诗人的经历将说明这个道理——

杨炼

　　杨炼（右一）和英国诗人贝尔（背景者）、罗伯特（左一），新西兰诗人默里（左二）一起发傻。

　　A、诗坛坚守者

　　杨炼：在水面上写字的人只能化身为水

　　有一只眼睛，在注视大海。

　　有一只眼睛，在中国，北京，西郊离圆明园废墟不远的一间小屋里。一张用半块玻璃黑板搭成的书桌，被窗外高大的梧桐树遮得终日幽暗。墙上，挂满从中国各地旅行带回来的面具，五颜六色，狰狞可怖，使小屋终获“鬼府”之称。 也许，十年前你写下《重合的孤独》，已在冥冥中构思我，构思今天的谈话。也许，“今天之我”，只是那篇文章选中、或孕育出的一个对话者？同一只眼睛，又是不同的：在这里，德国，斯图加特的“幽居堡”，当森林的海，再次被秋天染红。我写下《因为奥德修斯，海才开始漂流》——十年前，被写进“现在”之内；另一个“我”，被写进“我”之内；一篇文章被写进另一篇文章之内；思想，被再次思想，重申一片空白——注视中，我的奥德修斯漂流之诗还远未结束。

　　是谁的眼睛？

　　是谁使“漂流”有了意义——海，还是奥德修斯？在我看来，是后者揭示了前者的距离。因为漂泊者，海的波动加入了历史。因为被写下，诗，有了源头。如此，诗人命中注定，不肯也不能停止：以对距离的自觉创造着距离。在中国，你写“把手伸进土摸死亡”(《与死亡对称》)，黄土，带着它的全部死者，延伸进一个人的肉体；在国外，我写“大海，锋利得把你毁灭成现在的你”(《大海停止之处》)，每天就是一个尽头，而尽头本身却是无尽的。从国内到国外，正如卡缪之形容“旅行，仿佛一种更伟大、更深沉的学问，领我们返回自我”。内与外，不是地点的变化，仅仅是一个思想的深化：把国度、历史、传统、生存之不同都通过我和我的写作，变成了“个人的和语言的”。通过一只始终睁大的眼睛，发生在你之外的死亡，就像无一不发生于你之内，一行诗之内：“用眼睛幻想死亡就无需速度……草地上的死者俯瞰你是相同的距离”《格拉夫顿桥》)。那么，“自觉”的定义正是：“主动创造你的困境”。你不可能取消距离，你应当扩大它，把它扩大到与一个人的自我同样广阔的程度，孤独，被扩大到重合的程度：一个人的，许多人的；中国的，外国的；这里的，别处的；此刻的，永远的一个人的处境。

　　以上文字引自杨炼的一篇随笔，题目已在其中。用杨炼的文字开始一篇有关杨炼的文字是一件有趣的事，因为这样一来，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有关“一篇文章被写进另一篇文章”的三重影像；我也不在乎是否引得太长，因为前者注定是后者的一部分。引文中说到的《重合的孤独》我也读过——在它墨迹未干的时候；但当时我还不知道它和墨西哥当代诗人、伟大的奥克塔维奥·帕斯的一本著作同名，而据我所知，90年代初杨炼在澳大利亚时，曾试图和汉学家Mabel Lee合作翻译这部著作。我没有问过杨炼，当他把“致《重合的孤独》的作者”作为那篇随笔的副题时，心中是否同时想到了帕斯；但对我来说，这位没有出场的诗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隐身的在场者。如此一来，杨炼的文字就不再仅仅是一场自我内部的对话，其中还隐约闪烁着另一个人，或一群幽灵的声音。无论杨炼的声音有多么雄辩，都不但不能压倒，反而只能更加突出这些声音，所谓“如影随形”；而当这些声音被引入本文时，我们所获得的甚至远不止是一个有关声音的三重影像，而是多重影像——对此不必感到奇怪，因为诗人的孤独从来就是“重合的孤独”，而影像就是幽灵。

　　当然这没有、也不会影响我们倾听杨炼声音的独特性。就此而言，被用作标题的“因为奥德修斯，海才开始漂流”一句值得反复品味。它与其说是一个有关写作及其动力源头的感悟式的结论，不如说是一个不断从感悟出发的追问；与此同时，它也提示了杨炼运思，或捕捉诗意的反常规向度和方式，它迫使你不断自问：“是谁的眼睛？”我征引杨炼的以上文字还有一重时间的考虑：分别以《重合的孤独》和《因为奥德修斯，海才开始漂流》为认知标志，他把自己的写作分为了前后两个十年；而从他写作此文至今，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。在某种程度上这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，但落实到本文，也不妨说是一种对称：既与三十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对称，也与他三十年来的命运和心路历程对称。

　　199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《杨炼作品1982—1997》两卷本(诗歌卷《大海停止之处》,散文、文论卷《鬼语·智力的空间》)，2004年年初出版了杨炼新作(1998-2002，含诗歌、散文、文论)合卷《幸福鬼魂手记》；未及年底，又决定重印1998年版的修订本。这样的“待遇”，或者说这样的好运，在享受着“朦胧诗”的共名，而又多年漂泊在外的诗人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。然而，我们却无法说这是对他的一种慰勉，正如不能说是对他的回报一样——说慰勉太轻巧；而若要说回报，或许只有他的作品本身才当得起“回报”之名。